谏太宗十思疏十思概括

《谏太宗十思疏》一文中的“十思”如下：

诚能见可欲，则思知足以自戒；将有作，则思知止以安人；念高危，则思谦冲而自牧；惧满溢，则思江海下百川；乐盘游，则思三驱以为度；忧懈怠，则思慎始而敬终；虑壅蔽，则思虚心以纳下；想谗邪，则思正身以黜恶；恩所加，则思无因喜以谬赏；罚所及，则思无因怒而滥刑。

“十思”正是针对贞观中期以来太宗的“十忘”提出的，是当时太宗应解决的主要问题。“十思”的每一“思”都是先述太宗在“居安”现状下遇到的实际问题，再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。 魏徵在这里将思想和行动紧密地联系起来，用意是很深刻的。

原来从贞观中期起，唐太宗崇尚空谈，不务实际的毛病越来越严重。如贞观十一年他巡游洛阳宫，泛舟积翠池，看到隋炀帝挥霍民脂民膏修造的亭台楼阁，还大发议论说“（炀帝）好行幸不息，民所不堪”，“遂使天下怨叛，身死国灭”，看起来他似乎应该以隋为鉴了，但最后他洋洋得意地说“今其宫苑尽为我有”，并且他照样地“行幸不息”起来。

又如要选拔人才，唐太宗说了千百遍，可是没有像样的行动。魏徵上疏批评说：“国家思欲进忠良，退不肖，十有余载矣，徒闻其语，不见其人，何哉？盖言之是也，行之非也。”怎样才能使言行一致呢？那就必须经常反省，从各方面检查自己，改掉自己身上的毛病，而不是空谈一气。这就是“十思”的精神实质。

最后，作者说明总结“十思”，发扬“九德”，选拔人才，文武并用，则人君就不必“劳神苦思”，而国家却可以“垂拱而治”。“垂拱而治”不同于老子的“无为而治”，它要求唐太宗“居安思危，戒奢以俭”，是积极地求治，不是消极地以不治为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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